求同存异
日报：你认为在建交40年后，中德关系是否已经步入成熟?
施明贤：对于两国关系来说，40年还是相对短暂的范围。如果你能回顾1972年来德中两国所展现的变化，德中关系在短时间内就能取得如此的发展水平确实令人惊叹。
所以我认为，40年的发展历程正式验证了两国所做的努力是正确的，但仍需再接再厉。金融危机之后，德中两国都面临了许多新挑战，比如对未来一代人来说最为重要的气候变化问题、中国未来15~20年所面临的城镇化改革问题上，都需要看两国能否、又选择什么方向共同应对。我非常确信，目前还不是德中关系成熟的节点，但却处于逐步成熟的过程中。同时，德国和中国、欧盟和中国的关系也在继续发展。我相信，解决本世纪重大挑战的关键力量仍存在我们的社会之中。
日报：但中国外交政策中重要的一个方针即为“求同存异”，考虑到你所提到的中德之间的差异，你是否也认为求同存异是中德关系发展的基础?
施明贤：是的，确实如此。我认为，所有的这些历史进程持续到建交50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双方会有更多的共识。这并不是说中国必须会有同我们一样的社会制度，但届时中国会更为开放并有更大程度的改革。我是一个律师，我坚信实现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法治。
日报：在新的国际关系体系中，欧洲、中国和美国的角色又会有怎样的变化?中德未来的关系又将有怎样的发展?
施明贤：金融危机后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原来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所决定的两极化时代变成多极化、多国参与的国际环境。对我来说，美国仍会是极为重要的全球角色。中国将因其人口、经济和知识等力量在未来十年内成为非常重要的全球角色，前提是中国能够保持稳定发展，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同时，欧洲有其固有的活力。虽然目前仍在经历非常严重的结构性危机，但我们有巨大的共同内部市场，而且若将所有欧盟国家算在一起，我们有着全球最为发达的科学和技术实力。
我个人坚信，欧洲有能力度过主权债务危机，一些欧盟成员国也能实施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让欧洲在更高层次进一步融合，这对于欧盟有效参与多元化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和必需的。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变化不会是在一夜完成的。我们需要社会中的政治信念、经济实力来获得(这种变化)。
我想，对于其他的国家，如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南非、墨西哥等，如果能成功获得稳定发展，最终也能扮演重要的国际角色。
在欧盟内部，无论从经济还是人口上，德国都是最大的国家。但我们更愿意将德国视为欧盟的一部分，德国还没有强大到能脱离欧盟独自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大角色。但在欧盟内部，与法国及其他伙伴一道，德国是欧盟统一的动力。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欧盟的框架内，德国能在世界多极化的事务中承担重要的责任。
欧债危机
日报：中国十分关心欧洲仍在持续的主权债务危机，而德国是这场危机中相对健康发展的国家，为什么德国能艰难地穿越危机?
施明贤：我认为有两点需要理解。第一在两德统一之后，我们需要融合1600万人，这接近我们整体人口的五分之一。这是一个非常艰苦卓绝的任务，西德当时每年都需要转移大约500亿欧元给东德的州，这持续了大概15~20年。
当然这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可是对于生活在西德的每一个人而言，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例如对于西德人来说，工资一直就没有增长;在东德，产业需要剧烈的结构重组。不过如果讨论到这次基本上没有外力帮助的转型的积极一面，就是德国在当时完成了目前欧洲其他国家因为全球金融形势所被迫进行的改革。
这倒不是说德国人比别人更具有智慧，我们为历史所迫，在产业重组方面的改革，最终让我们在15~20年后受益。
第二点是，我们的“Agenda 2010”(名为“议程2010”的改革议程)，在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时期完成，在上一个十年开始，由于两德统一和转型，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社保以及劳动力市场。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也同目前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希腊所经历的痛苦过程类似。
因而经济结构改革以及劳动力市场和社保系统的改革令目前的德国更加具有可持续性，相对来说，德国经济较之其他国家较为强劲。
不过强大也是相对的，我们需要良好的经济环境，最重要的经济环境则是欧洲。我们的贸易60%是对欧洲贸易，除去欧洲之外，中国可能是最重要的市场，在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中，如果不是由于来自中国的高需求，有可能我们的市场和行业就没有那么容易地在整体经济环境中生存下来。
日报：你觉得，中德之间最强大的联系是什么?
施明贤：我总认为，如果把德中关系比成一个人的话，德中的政治关系就是大脑这一部分;经济关系则如同人类的肌肉，来确保一段非常强大的联系，但两国关系的心脏和灵魂应该是文化关系，包括两国艺术家、学生、学者等来自所有领域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才是确保两国关系的强大而广泛的基础，是活力的来源，也是双方人民可直观感受的联系。这是为什么我对双方的文化关系在过去几年内有了巨大发展而倍感欣慰。
就像我们富有活力的经济关系一样，我们也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最近举行的“中德未来之桥青年领导者交流营”，让德中的青年领导者在夏令营中聚首。同样不是通过一次性体验或短暂旅行的方式，柏林和其他城市已经有了很多中国艺术家，在“北京798”有德国艺术家，也有德国芭蕾舞团的演员在中国芭蕾舞团中兼职工作，这样大家能进行人性的交流，增进对各自生活环境的理解。在一些城市中，如科隆和北京，杜塞尔多夫和重庆，已经先期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这种城市伙伴关系不只是在经济和政治的共同联系上，也在个人的生活中。我非常高兴这样的趋势能够持续，双方能建立越来越广泛的关系。我想，德中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不能缺失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中任意一个的。
日报：请问在你任内，感觉最困难的是什么时候，感觉最为骄傲的又是什么时候?
施明贤：确实有很多时候由于一些原因显得困难。当我刚到中国时，在中德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不同的看法。
在德中之间传递双方的不同观点是一件非常难也是富有成就感的过程，我想我从中获益匪浅，但也希望我能够让中方了解我们作为行动出发点的价值系统。
在汶川地震中，如我已陈述的重庆经历一样，我们也在克服困难和悲痛慰问伤者。就在中国国庆节假日期间，我们在天津发生了车祸悲剧，直到现在我还在积极参与救助受伤的幸存者。我想，这都是作为大使期间的困难时期。
但除此之外也有很多精彩的时刻。比如此前提及的重庆演讲，又比如我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并在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见到了很多运动员，特别是残疾运动员在身体残疾的情况下能展现强大的理想和自信的态度，这让我有着非常难忘的经历。
我们在华有着美好的旅行经历，到草原、进乡村，去与不同省份的中国百姓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愿望，理解他们的处境和困难，让我深刻感到中国维系稳定发展的困难，以及稳定发展对每一个中国人的意义。最后，我在中国的文化和艺术领域有着美好的体验，舞蹈家、音乐家、作家、书法家也向我们介绍着中国。所有这些富有人情味的经历应该是我在中国期间非常有意义的部分。
